要说这背后的底层逻辑，其实并不复杂。2024 届考生和家长所面临的，可能是一场既“卷”又艰难的考试，他们将遭遇三大难题。其一，今年高考人数达到了 1353 万，再创历史新高；其二，今年复读生有 430 万，而本科录取名额预计仅有 450 万，也就是说今年要和这 430 多万“多读了一两年书”的对手共同竞争，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；其三，学历贬值，根据智联的数据，2024 年硕士和博士的就业率首次低于了本科就业率，中国知名的求职 app boss 直聘在今年一季度的营收情况相当离谱。
那么回到原题，张雪峰为何能在一小时内揽入两个亿呢？因为对于考生来说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并非结果，而仅仅是个开始，对学历贬值以及对未来命运的焦虑，才是他们求助于张雪峰的重要原因。各位有没有思考过，其实改变的并非学历，而是经济逻辑？世人皆言高考能改变命运，而真相是，是周期改变了命运，而高考只是获取命运门票的途径。为何这么说呢？你看，中国考生的命运主要分为四个时代。1.0 时代是在 1977 年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在 1966 年到 1977 年这些年里，中国几乎没有高考，这就意味着当时全国没有多少大学毕业生，国家急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公务员。所以当 1977 年恢复高考时，考生吃香到何种程度呢，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工作，毫不夸张地说，那个时候的大学生，只要自己不“作死”，人生大概率会很不一般。所以当年很多考生读书并非为了满足某个公司的招聘需求，而是为了满足国家的用人需求。更重要的是，在 1.0 时代的红利尚未结束时，2.0 时代又接踵而至。随着 80 年代改革开放，中国民营企业迅速崛起，外资大量涌入中国进行投资。于是在 1979 年到 2001 年期间，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大约翻了 100 倍。经济的大腾飞使得无数本土企业和外资都迫切需要大量高学历员工，整个社会对学历和人才的渴求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。对于当时的考生来说，他们的命运主线自此一分为二，一条线可以直接走“高大上”路线，进入体制内工作，另一条则是进入企业“捞金”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上世纪 90 年代毕业的外语系学生，进入外企月薪就能达到四五千元，要知道 1995 年马云刚创业时给自己开的月薪也才 500 元。这在当时都算高的。
在 1.0 和 2.0 之后，便是 3.0 时代，也就是房地产时代的到来。从 2000 年到 2012 年期间，我国城镇化率从 36.2%提升至 52.6%，大量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小城市向一二线大城市迁移，人们来到城市就得定居，而定居就得买房，买房就催生了当时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。所以我们看到 1998 年、1999 年高校招生从 108.4 万人增加到 160 万人，扩招了 40%，大量农村和小城市的考生凭借高考来到大城市工作。但问题是，当我们来到 4.0 阶段时，大家突然发现过去一直吃香的学历似乎不那么吃香了，诸如硕士毕业送外卖、大学毕业当保姆、海外留学回来月薪五千等一次次冲上热搜，同时也冲击着现在家长和学生的心理防线。学历真的在变化吗？其实在我看来未必。著名的经济学家罗斯托曾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。在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，各国大规模投资大基建以推动工业化的腾飞。在那个一切都追求大规模的年代里，一切都如此的粗犷和狂野。企业需要大量人才，人们只需拿着一张漂亮的学历证书扔到企业面前，就能获得优渥的工作。但当迈过 1.0 阶段，进入 2.0 甚至 3.0 阶段的中国，就如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大国一样，对人才和学历的需求变得更加精细。发展芯片就只需要芯片方面的人才，发展汽车就只需要汽车方面的人才。所以你会看到在德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，蓝领的收入竟然能与白领相媲美，在美国这样的科技产业大国中，一部分学生毕业即失业，而另一部分学生却能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高薪工作。因为聪明的玩家早就已经意识到，周期在变化，国家和企业的需求也在改变，必须去迎合。但有些玩家依然停留在考生命运的 2.0 和 3.0 时代，没办法，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宏观的周期眼光去纵观全局，所以他们此时是最需要帮助的，需要有人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。这次，你看透了吗？
这人是谁呢？正是张雪峰，也就是那位被称作马红老师的人。或许各位还不太清楚具体情况，前些天张雪峰推出了一项高考志愿填报服务，价格分为 11999 元和 17999 元，这意味着学生家长只要购买了这项服务，就能获得其团队提供的一对一志愿填报辅导。按理说，这价格可不低，按常理推测应该没多少人能承担得起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该服务一经推出就被众多学子家长抢购一空。关键是人家的服务还没有所谓的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一说，即便买了之后后悔了，想退款也是不行的。
要说这背后的底层逻辑，其实并不复杂。2024 届考生和家长所面临的，可能是一场既“卷”又艰难的考试，他们将遭遇三大难题。其一，今年高考人数达到了 1353 万，再创历史新高；其二，今年复读生有 430 万，而本科录取名额预计仅有 450 万，也就是说今年要和这 430 多万“多读了一两年书”的对手共同竞争，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；其三，学历贬值，根据智联的数据，2024 年硕士和博士的就业率首次低于了本科就业率，中国知名的求职 app boss 直聘在今年一季度的营收情况相当离谱。
那么回到原题，张雪峰为何能在一小时内揽入两个亿呢？因为对于考生来说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并非结果，而仅仅是个开始，对学历贬值以及对未来命运的焦虑，才是他们求助于张雪峰的重要原因。各位有没有思考过，其实改变的并非学历，而是经济逻辑？世人皆言高考能改变命运，而真相是，是周期改变了命运，而高考只是获取命运门票的途径。为何这么说呢？你看，中国考生的命运主要分为四个时代。1.0 时代是在 1977 年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在 1966 年到 1977 年这些年里，中国几乎没有高考，这就意味着当时全国没有多少大学毕业生，国家急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公务员。所以当 1977 年恢复高考时，考生吃香到何种程度呢，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工作，毫不夸张地说，那个时候的大学生，只要自己不“作死”，人生大概率会很不一般。所以当年很多考生读书并非为了满足某个公司的招聘需求，而是为了满足国家的用人需求。更重要的是，在 1.0 时代的红利尚未结束时，2.0 时代又接踵而至。随着 80 年代改革开放，中国民营企业迅速崛起，外资大量涌入中国进行投资。于是在 1979 年到 2001 年期间，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大约翻了 100 倍。经济的大腾飞使得无数本土企业和外资都迫切需要大量高学历员工，整个社会对学历和人才的渴求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。对于当时的考生来说，他们的命运主线自此一分为二，一条线可以直接走“高大上”路线，进入体制内工作，另一条则是进入企业“捞金”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上世纪 90 年代毕业的外语系学生，进入外企月薪就能达到四五千元，要知道 1995 年马云刚创业时给自己开的月薪也才 500 元。这在当时都算高的。
在 1.0 和 2.0 之后，便是 3.0 时代，也就是房地产时代的到来。从 2000 年到 2012 年期间，我国城镇化率从 36.2%提升至 52.6%，大量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小城市向一二线大城市迁移，人们来到城市就得定居，而定居就得买房，买房就催生了当时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。所以我们看到 1998 年、1999 年高校招生从 108.4 万人增加到 160 万人，扩招了 40%，大量农村和小城市的考生凭借高考来到大城市工作。但问题是，当我们来到 4.0 阶段时，大家突然发现过去一直吃香的学历似乎不那么吃香了，诸如硕士毕业送外卖、大学毕业当保姆、海外留学回来月薪五千等一次次冲上热搜，同时也冲击着现在家长和学生的心理防线。学历真的在变化吗？其实在我看来未必。著名的经济学家罗斯托曾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。在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，各国大规模投资大基建以推动工业化的腾飞。在那个一切都追求大规模的年代里，一切都如此的粗犷和狂野。企业需要大量人才，人们只需拿着一张漂亮的学历证书扔到企业面前，就能获得优渥的工作。但当迈过 1.0 阶段，进入 2.0 甚至 3.0 阶段的中国，就如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大国一样，对人才和学历的需求变得更加精细。发展芯片就只需要芯片方面的人才，发展汽车就只需要汽车方面的人才。所以你会看到在德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，蓝领的收入竟然能与白领相媲美，在美国这样的科技产业大国中，一部分学生毕业即失业，而另一部分学生却能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高薪工作。因为聪明的玩家早就已经意识到，周期在变化，国家和企业的需求也在改变，必须去迎合。但有些玩家依然停留在考生命运的 2.0 和 3.0 时代，没办法，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宏观的周期眼光去纵观全局，所以他们此时是最需要帮助的，需要有人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。这次，你看透了吗？
